化工707新闻网讯：
　　学者迈克尔·克莱尔(Michael Klare)已有14本书问世，包括《资源战争》(Resource Wars，2001)、《鲜血与石油》(Blood and Oil，2004)、《崛起的大国，收缩的星球》(Rising Power, Shrinking Planet，2008)、《剩余资源竞争》(The Race for What’s Left，2012)等。最近克莱尔撰文指出，油价暴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——石油巨头商业模式彻底崩塌。

　　克莱尔认为，半年多来的国际油价暴跌背后有诸多原因，包括全球经济停滞导致的石油需求放慢，美国页岩油生产过度，沙特与其他中东产油国保持当前生产水平，以及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升值。但是，有一个原因没人议论，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，即石油巨头的生产最大化商业模式彻底崩塌。

　　生产最大化战略如何出台

　　去年秋天，油价发力下行，而石油巨头们还在全力生产，石油产量与日俱增，他们这样做部分是受高价利润驱使。过去6年，布伦特油大多以100美元/桶或更高价格出售。石油巨头奉行一个商业模式，认为石油需求永远在增长，因此不惜代价要开采和炼制石油。这意味着，为了增加产量和利润，无论多么遥远、多么困难，无论埋于深海、还是藏于岩石，没有化石燃料储量、没有潜在资源供应是不可企及的。

　　近年，生产最大化战略为大石油公司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。2013年，仅埃克森美孚就收入了326亿美元，除苹果公司外，超过了其他公司，同年雪佛龙也收入214亿美元。国有石油公司如沙特阿美、俄罗斯石油也都收获了巨额利润。

　　然而，事情在仅仅几个月内就发生了变化。随着需求增长停滞、石油生产过度，曾经带来创纪录利润的战略突然变得失常与无望。要想全面评估能源工业的困局，需要上溯10年看看2005年，生产最大化战略在那时被首次采用。石油巨头当时面临重要关头，一方面很多油田产量快速递减，专家们预言，全球石油产量“顶峰”及随后的减产不可避免。另一方面，中国、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，推动化石燃料需求飙升。而同期，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开始提升，对石油巨头构成威胁，造成要为替代能源投资的压力。

　　雪佛龙CEO戴维·奥雷利是现行商业模式的最坚定信奉者，他在上星期二的一个石油执行官聚会上还说，“我们的石油工业正处于战略转折点，这种新关系的最显着之处在于，相对需求来说，石油不再有充分供应。即使中国对石油、煤炭、天然气供应的吸纳处于停滞状态，但易获取能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”。

　　布朗“超越石油”理念被弃

　　石油工业普遍相信，要采取新战略，眼光要超越以往的易获取资源，向开采非常规石油大量投资。所谓“难开采石油”是指：资源远离海岸、处于北极那样的严酷环境、位于如伊拉克那样的政治危险地区，或像页岩那样的难产油岩层。未来的石油供应将来自超深水和其他遥远地区，开发项目要求新技术，新的基础设施需要投入数以万亿计美元。在奥雷利看来，“石油巨头似乎别无选择。如果不向困难石油项目投资，石油就会把地盘输给其他能源，行业利润就会枯竭”。

　　确实，开采非常规石油的成本要比易开采常规石油大很多，这还不算环境危害成本，这已是个世界问题。奥雷利说，石油工业在迎接挑战，“大家正在大量投资，为未来打造更多生产能力”。在非常规油气的竞争中，雪佛龙、埃克森美孚、壳牌和其他大石油公司已投入大量金钱和资源。包括雪佛龙和壳牌，有的已在墨西哥湾深水区钻井，还有的包括埃克森美孚，开始在北极和东西伯利亚作业，大石油公司实际上都在开发美国页岩油气储量。

　　只有一位顶级执行官对此提出质疑，那就是BP前CEO约翰·布朗。布朗说，气候变化的科学可信度已不容否认，能源巨头必须“超越石油”向前看，把主要资源用于替代能源供应。早在2002年初布朗就提出“气候变化引起一些基本问题，即公司与社会的总体关系，一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。对BP来说，就是要开发风电、太阳能和生物燃料”。然而在2007年，当石油巨头的生产最大化商业模式起飞时，布朗退出了BP。

　　BP的继任者唐熙华马上放弃了“超越石油”的理念，他说“尽管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受重视，但在2030年之前，80%能源还是要依靠化石燃料”。在唐熙华领导下，BP基本停止了替代能源的研究，而进一步强化重申油气生产承诺。BP追随其他大公司，加快进军北极区域、墨西哥湾深水区、加拿大油砂的开发，争当墨西哥湾勘探开发的领导者。2010年4月，BP在墨西哥湾作业的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倾覆，造成严重的石油泄漏事故。

　　创纪录的石油生产遭质疑

　　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，石油巨头们都在奉行生产最大化模式，将必要的投资、完美新技术用于开采困难石油，并成功地弥补了易开采石油的递减。按美国能源信息署(EIA)数据，尽管北美和中东的一些老油田产量下降，但世界石油产量已从2005的8510万桶/日增至2014年的9290万桶/日。BP现任CEO戴德利声称：“业界投资于新钻井技术，战胜了石油稀缺，石油巨头正在取得成功，唯一走到尽头的是石油顶峰论。”

　　这一切都发生在去年的油价断崖式下跌之前，现在的问题是继续以创纪录水平生产石油是否明智。克莱尔提出，生产最大化战略的3个基本假设前提是：需求一年年地保持攀升；油价足够高，保证非常规石油投入；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不足以改变现有关系。他认为，如今这些假设都不能成立。

　　尽管石油需求将继续增加，但不是石油巨头们所习惯的那样增速。2005年，当大量投资涌向非常规石油时，EIA预测，2015年全球石油需求将达1.032亿桶/日，如今这个数字降至9310万桶/日。近1000万桶“损失”看似不大，可是石油巨头们在“困难石油”的大量投资还指望着需求增加卖出高价，以平衡高昂的开采成本。预想的需求消失了，价格注定会暴跌。

　　当前的迹象显示，未来几年的石油消费将继续低于预期。据EIA上个月的趋势分析，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，很多国家的石油消费要么放慢增速，要么实际减少。预计今明两年，中国的石油消费仅增长30万桶/日，而2010年的增长是100万桶/日。而欧洲和日本未来两年的实际石油消费会下降。国际能源署(IEA)预计，石油需求放慢的趋势会持续到2016年以后，虽然低汽油价格会刺激美国及一些国家的消费，但多数国家的消费不会提升，当前油价下降对2020年前的全球需求增长影响有限。

　　IEA预测，2015年平均油价约55美元/桶，2020年也达不到73美元/桶，这样的价格不足以支持继续投资开发“困难石油”。事实上，财政压力已迫使一些超大项目搁置或取消。如壳牌今年1月宣布放弃价值65亿美元的卡塔尔石化厂项目，同时雪佛龙搁置了在北极钻井的计划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也不再提在格陵兰岛钻井了。

　　石油企业要放弃“幻想”

　　还有一个因素在威胁石油巨头：在未来任何商业模式中，气候变化是不能再漠视了。要求应对这一毁坏人类文明现象的压力在增长，虽然这些年石油巨头花费了大量金钱去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性，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在忧虑极端天气、极端风暴、极度干旱、海平面上升等造成的影响，要求政府采取行动，减少这类威胁程度。

　　欧洲已采取计划，2020年的碳排放要比1990年降低20%，未来几十年要继续加大减排幅度。中国表示要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顶峰，届时可再生能源占比要增至20%。美国的汽车燃料效率标准越来越严格，2025年出售的轿车平均要达到54.5英里/加仑，石油需求要减少220万桶/日。不过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将尽一切努力阻止削减化石燃料消费。

　　气候变化问题对能源路线图、对政策的影响会在全球范围继续扩大，无论石油巨头承认与否，替代能源已列入全球日程。IEA干事长范德胡芬女士上个月说，“当今世界已经与上次油价下跌不同了，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，已进入石油强度较低的发展阶段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正在影响能源政策，可再生能源越来越普遍”。

　　石油工业当然希望当前油价下行不久能逆转，生产最大化模式的毁灭带来油价重返100美元/桶水平。但这些“恢复正常”的希望好比“能源幻想”。正如范德胡芬所说，世界已经发生显着变化，石油巨头所依存的生产最大化战略的基础，正处于消除的过程中。石油巨头要么被迫适应新环境，收缩自身业务，要么将面临更机敏更具进取公司的兼并挑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