化工707新闻网讯：
　　
　　我是财经大学毕业，曾从事多年经济分析、行业研究、战略研究之类的工作。

　　2008年5月，汶川地震的那一天，我跳槽到一家国内还算知名的民营能源企业，在集团总部的战略部门，负责宏观经济和煤化工行业的研究。

　　这家企业规模还算比较大，当时总资产近三百个亿，员工两万人，子公司总数有上百家，分属好几个二级板块集团。

　　当时这家企业，立志要战略转型，战略转型的目标选择了煤化工。

　　从产品来说，煤化工还是比较宽泛的，具体到这家企业，是想做甲醇汽油。就是先用煤来制造甲醇，然后再按一定比例混掺到汽油中，做汽车的燃料。

　　煤化工不仅被规划为集团的核心业务，而且还要围绕煤化工，打造一个从煤矿开采，到甲醇制造和混掺，再到物流运输，最终到成品油终端销售的“全产业链”。要基于对产业链的控制形成行业“垄断优势”。

　　所以规划的总投资规模也很大，是百亿级的。（没有百亿，做什么煤化工）

　　支撑这一战略选择的基本假设和背景有四点。

　　一是，2001年以后，全球经济进入一个历史空前的高增长期，对石油的需求比较旺盛，尤其是中国。这在需求面刺激当时的国际油价上涨。

　　二是，以“石油峰值论”为代表的，石油将会很快枯竭的观点开始流行，这在供给面刺激当时的国际油价上涨。在供需两方面因素的刺激下，国际油价年均价从2001年24美元，暴涨到2008年的97美元。2008年前7个月最为疯狂，最高涨到147美元。

　　三是，国际上对整个化石能源的未来都变得比较悲观，不仅担心资源枯竭，还担忧污染的问题，尤其是碳排放的问题。所以，各国开始大力发展替代能源，譬如太阳能、生物燃料等。

　　四是，国内对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一般认知是，“富煤贫油少气”，煤多，石油少，天然气更少。所以，在油价上涨的情况下，国内逐渐兴起一股投资潮流，就是发展煤化工，用煤制油、煤制气，去替代石油和天然气。

　　这家企业有个习惯，在8月份，下属企业的头头脑脑会聚集到总部，开一个年度大会。会上，集团总裁会做一个工作报告，类似两会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。

　　2008年8月的总裁工作报告，正式地公布了以煤化工为核心的战略规划。此时，我来这里工作已经3个月了，对煤化工这个行业的了解和研究也三个月了。

　　然而，我的研究结论却和集团的设想，和总裁的工作报告大相径庭。简单地说，我不看好煤化工，更不看好以替代石油和天然气为导向的煤化工。相应的，集团的战略规划，总裁的工作报告也就是错误的。

　　我的理由有五点。

　　第一点，全球经济从2001年到2008年的高增长周期不可持续，正面临着调整的风险，刺激国际油价上涨的需求因素可能很快消失。当时次债危机的表现已经很明显了，只是还没有大爆发，因为雷曼还没有破产，那是9月份的事。为此，我专门为集团领导出一份2008年上半年度的宏观经济研究报告，题目就是《中国经济面临空前调整，ⅹⅹ当作好战略防御》，ⅹⅹ是集团的名称。但是，这份报告并没有引起关注，除了几个身边的同事说我太悲观外。

　　第二点，“富煤贫油少气”的认知是有很大问题的。中国的煤富，只是相对于中国自己的石油、天然气而言，但在全球格局中，中国的煤不但不富，而且相对较贫。美国、俄罗斯的煤炭储量都比中国高很多。但是，美国和俄罗斯的年开采量却又都比中国低很多。2007年美国煤炭年开采量仅在10吨左右，俄罗斯更少，而中国是25亿吨。当时我计算的中国煤炭的储采比是40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按当时的年产量，中国的煤炭储量只能维持40年！中国煤炭本身在供应上就存在危机，是需要保护和被替代的。所以，对中国而言，拿煤去替代石油和天然气，实际上是以一种危机去替代另一种危机。

　　第三点，煤化工，高污染、高水耗、高能耗。

　　第四点，甲醇汽油尚有技术问题，存在安全隐患和动力不足等问题。美国1970年代搞过，但是后来禁止了。同时，国际上新能源汽车的主要趋势是电动。

　　第五点，基于以上分析，政府的政策可能不支持，而且已经有这样的迹象了。

　　事实上，我对煤化工的总体看法是：“祸国殃民”。

　　最终，9月25日，基于这些看法，我提交了一份报告，名称是，《煤基能源行业风险全方位扩大，决策者当做好最坏打算》。为什么对这个日期记得那么清楚？因为一年之后，一位同事告诉我，在一些集团高层领导眼中，“925”象“911”一样，已经成为一次事件的代称。这位同事曾担任二级集团的副总经理。

　　象往常一样，这份报告的发放范围也是集团的中层以上领导。然而这让大老板，也就是集团的董事局主席，非常生气，因为这份报告和集团已经发布的战略规划是相左的，是和刚刚的总裁工作报告精神相悖的，也就是说，犯了严重的“政治错误”。

　　国庆期间，大老板和集团的高层领导中断了假期，专门开会批评和批判这份报告。

　　假期结束的第一天，刚到办公室，我就被叫到了主管领导的办公室。这位领导的职位是集团副总裁和“战投委”主席，她说，大老板说这个报告有问题，你该怎么办，是否再修改一下。

　　我的回答是，我不会修改一个字，这是我的真实看法，如果犯错误，公司可以开除我。

　　幸运的是，这位领导说，“我觉得你这个报告也没问题，很好”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这位领导，不仅她现在理解和支持我，事实上，也是她面试和决定聘用我。

　　对我的这份报告，最激烈的反对来自一位老人，当时他在集团已不担任具体的职务，仅保留了顾问的身份。不过，从大老板到集团的其他领导，对其还是非常尊重，因为此人曾是某地级市的市长。

　　他为什么反对，因为当初上马煤化工，就是他力荐的。

　　这位顾问，在国庆期间，亲自操刀，写了一篇批评我报告的文章，也发给集团中层以上的领导。

　　我的主管领导，就是那位集团副总裁，和战投委主席，对这位顾问的报告不屑一顾。

　　事实上，针对我的报告，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。一派是反对派，其主力就是那位顾问。另一派是赞成派，其主力就是我的主管领导。

　　进入十月，尤其是十一月，雷曼破产带来的冲击开始发作，全球大宗商品几乎冰冻，价格出现跳崖式下跌，甲醇也难逃厄运。国际油价，从最高的147美元，一路下跌，到11月份，就掉到50多美元了。09年1月最低，到了30多美元。

　　这时大老板终于坐不住了，他要寻找更权威的说法，于是他就请了麦肯锡，这个咨询项目的价格是1000万。

　　我的主管领导被制定为该项目的总负责人，所以，我基本全程跟踪了项目的进行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麦肯锡项目唯一的价值是，是论证了我的报告正确。

　　而麦肯锡得到1000万，而我的年薪尚不足20万。不平衡是当然的事情了。

　　麦肯锡最大的优势是唬人和投其所好的沟通，但是对缺乏独立判断，识见较浅的中国企业老板，他们的招数很管用。

　　从专业的角度看，他们的研究都是浮光掠影式的，华而不实，障人眼目。

　　他们很清楚给钱的是大老板，所以，他们会很注意发现老板的“需求”，他们是完全是根据老板的情绪和意图来做报告，而没有任何的独立性和原则性。对大老板之外的任何人的想法，他们只是礼貌性地听听，或者从中挖掘老板本身的想法。

　　所以，总体来说，麦肯锡做项目，就是如何算计老板。

　　花钱请麦肯锡，实际上，就是花钱买算计。

　　最能说明问题的是，麦肯锡项目的负责人是一位女性，其团队也是女性居多，我觉得这不是偶然。因为在沟通的过程中，老板也会开一些荤味的玩笑。

　　他们会在必然时，请一位外国人出面，然后配上翻译，说这是某某专家。

　　他们会两周和大老板单独沟通一次。

　　他们会做出精致的PPT。

　　他们在交谈中，反应敏捷，用词专业。

　　他也会给出一堆的模型和分析工具。

　　但是，最终你会发现，这一切都是中听、中看，就是不中用。

　　然而大老板却宁愿意，花高价去购买被算计，被玩弄，也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。

　　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。

　　到了2009年5月，集团决定召开战略年会，由我的主管领导负责。

　　会上，大老板终于正式做出了放弃了以煤化工为导向的战略，并当场批评了那位激烈反对我报告的那位顾问。

　　不久，我的主管领导也升任集团总裁，而原总裁则在会上被骂的狗血喷头，不久走人。

　　后来，已升任总裁的我的原主管领导告诉我，大老板最终转变，因为是当时的科技部部长万钢告诉他，汽车的未来趋势是不烧油，是电动。

　　看来大老板很听领导的话嘛。

　　不过我的这位大老板，却有一个大优点，就是“仗义疏财”。

　　他经常这样训诫员工，“凡是花钱能办的事，就不是难事，就不是最有价值的事”，“你们要做花钱买不到的事，花钱能买到，我还请你们干啥”。

　　2011年，我也在考虑买房买车，在那个小城定居下来。

　　但是，我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这不是我期望的生活。

　　我怎么可以靠着一个民营老板而活着，受制于人。我不是歧视民营老板，只是我认为自己不该受制于任何一个人。

　　同时，我也对为企业做研究失去了兴趣，企业本来就是挣钱的地方，而挣钱本来就是一个低俗的事情，低俗的事情何须研究。

　　我甚至觉得，为企业做研究，做经济研究，有点委屈和侮辱我的大脑。

　　单纯地从战略来说，他的覆盖范围越大大，其战略价值也越大。能覆盖全球人的战略，就是战略价值最大的战略。

　　同时，在时间维度上，覆盖所有历史时期的战略，就是战略价值最大的战略。

　　所以，当时我就冒出了一个想法，如果我把全球所有民族、所有文明，在所有时期的历史都研究一遍，会得出什么结论？

　　也就是说，把全球所有时期的文明，当成一个行业来研究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结果？

　　我很期待。

　　事实上，通盘研究全球所有的文明，所有的教派，所有的文化，是大学时期就有的想法。

　　当时，我的打算是，毕业后先赚很多很多的钱，然后辞职做研究。

　　现在挣的钱，远远低于预期，但是我不能再等了。应该先把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做了。

　　于是，我2011年年初，从这家企业辞职，一直做独立的研究。